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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统在全社会中承担稳定预期的功能， 政治系统在全社会承担的则是吸收全社会剩余复杂性的功能。

更确切地说，监察留置同时带有特殊刑事强制措施与隔离审查措施的性质，属于一种被用来进行党纪调查、政务调查和刑事调查的综合手段。国家监察机关属于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下面设置的国家机关，统一行使对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调查和处置等权力。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主要针对侦查机关、法院、生效裁判执行机关，其行政监督则主要针对存在行政违法或行政不作为情况的行政机关。五、监察留置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以留置取代双规和双指，被视为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体现，实现了双规的法治化，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未来，对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加以兼顾，对于监察机关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法治课题。最后，监察法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时，完全遵循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关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三是监察机关对留置场所的设置过于随意，而无法接受像看守所那样的第三方监控。

[18]参见钟茜妮：《今年以来成都采取留置措施28人，留置取代双规变了啥？》，载《成都商报》2018年8月2日。但由于这种措施一直没有被纳入法制的轨道，属于中共党内采取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授权，适用对象使那些仅仅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人，加之对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剥夺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采取双规的地点也是随意设置，且纪检监察人员直接对被调查人采取这种措施，没有未决羁押机构的监控和制约，因此，这种措施一直受到法律界的普遍非议。此时，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分权的概念，都被看作是对主权的挑战，也是对秩序的挑战，因此是不可容忍的。

[52] 大脑与外部环境的例子，仅仅是指单个自创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90]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8(1992). [91] 关于社会学启蒙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参见Niklas Luhmann,Soziale Aufklärung, in 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 ,6. Auflage, Westdeutscher Verlag,1991,S66-91. 作者简介：泮伟江，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信息的本质是，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对某种可能性的选择所带来的惊讶效果。对此，参见：Niklas Luhmann,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2(1),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6-37(1977). [59]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70. [60] 例如，2002年的非典危机及其处理就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一个例子。

[28] 洛克与孟德斯鸠通过将最高权力予以分解，形成制约与平衡结构的设想，就是着眼限制主权的恣意性以保护个体的自由。[9]系统论宪法学将宪法看作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因此同时相当精确地说明了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不像规范宪法学那样否认宪法的政治性，同时也不像政治宪法学那样，用宪法的政治性吸纳宪法的法律性，而是将二者看作是既相互分立平行，又互相利用和依赖的复杂关系。

耦合是一个控制论术语，强调两个要素之间非必然的选择关系。在现代宪法理论中，立法者/主权者被看作是一种法律建构的职位或者机构，以区别于具体履行该职务的任何实体性的个人。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同时这个生产网络又以自身所生产的这些组成部分作为进一步再生产的基础，如此构成了一种运作的递归性（Rekursivitaet）。

同时，该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观察，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如何可能共同演化，形成一种结构漂移的效果。[19]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3] 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13] Niklas Luhmann, Verfassung als evolutionäre Errungenschaft,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9, S199. [14]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39. [15] 参见洪涛：《逻各斯与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6]就此而言，法律既限制了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可能性及其效能。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再从市场经济中直接获取信息，而是通过失业率、货币兑换率、经济增长率、消费总量等宏观数据来对经济系统进行观察和判断。因此，主权的绝对性，来源于立约的神圣性。

就此而言，耦合意味着一种区分，即系统之内侧与外侧的区分：内侧包含着对刺激的承认，而外侧则保持对环境的冷漠。Sehe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68-481; Niklas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002,S388-392. [67]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52-468 [68] Sehe Niklas Luhmann，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 ,4. Auflage，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04. [69] 泮伟江：法学的社会学启蒙，载《读书》2013年第12期，第57页。宪法的成熟，不过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两个共同演化之系统同时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的，一类是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卢曼早期关于政治宪法的理解，参见：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I）, Der Staat, Vol. 12, No. 1 ,2(1973), pp. 1-22,pp.165-182. [8] Niklas Luhmann,Two sides of the State Founded on Law , in Niklas Luhman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de Gruyter,1990,p196. [9] 系统论宪法学之所以称呼自己为宪法学，主要是基于国内法律论辩中形成了各种习惯性表达的尊重：例如社科法学、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社会理论法学等。政治宪法学强调宪法学的政治优先性，规范宪法学则注重宪法的法律优先性。

[1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页。政治最高决策权对这些议题做出决断后，政治系统还必须保证能够执行这些最高决定。

[41] [德]Georg kneer、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引论》，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65页。此种创造性的模糊并非是宪法的缺陷与无能，而恰恰是宪法这个装置高明的地方。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结构耦合的关系。与此相对，政治宪法学虽然并不否认宪法的法律属性，但认为在法律属性之外，宪法还具有政治属性，并且，宪法的政治属性比宪法的法律属性更为根本，因此，对宪法之政治属性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理解宪法法律属性的基础与前提。

这就使得法律系统对其外部环境进行包容和排斥。[30]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74] Niklas Luhmann, Ends, Domination, and System, in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1. [75] Niklas Luhmann, Macht,3. Auflage, Lucius Lucius Verlagsgesellschaft,2003,S4-18. [76]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那么该婴儿的心理系统就无法充分发育起来，而更类似于动物。

[10]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44]借助于格雷格里#822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亚什比(Ashby)、福斯特（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成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不仅生物系统是自创生的，并且人类的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是自创生的。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创造法律是不可能的，立法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发现法律，立法与司法是没有区别的。历史上，英国的议会既承担立法的职能，也承担司法的职能。

就此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除了共享共振性事件发生的客观时间之外，又各自拥有自己的内时间意识：不同系统回应刺激的速度，既依赖于不同系统各自的结构，同时也因此依赖于系统各自的历史。本文试图综合卢曼相关著述的整体，并基于中国宪法学的历史处境与现实，对该问题做一个贯通性的研究。

[35]例如，从社会分化的逻辑来看，现代宪法的权力分立理论取代了古代政治混合政体理论，恰恰是政治系统政治与行政系统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与反映。[15]正是在这样一种宇宙论基础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才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城邦的政治秩序与个人灵魂的秩序之间建立了类似大字与小字之间的对应关系。[18]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一个是神学的规范性来源，借用的是基督教神学中上帝主权的绝对性，乃是中世纪教权与皇权，以及世俗君主与皇权斗争的历史效果。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A.a.O., S197. [24] Niklas Luhmann, Politische Soziologie, Suhrkamp Verlag 2010,S40. [25]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运作，也不得不借助宪法来隐藏主权的悖论。然而，尽管借助于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关系形式，政治系统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影响，并非是全面渗透，而只能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形式所设置的条件化的渠道才能够进行。

[70] 计划经济导致的危害是，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界限因此被溶解，最终给两个系统都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此种性质的权力，往往高度依赖于暴力的公开展示所形成的恐惧效应，以及掌权者与追随者之间私人化的忠诚关系。